姜晚十六岁那年夏天，以全市前十名的中考成绩被省重点高中录取。
她放弃了这个名额，选择了本市一所普通高中，理由是“离家近”。
真实的原因我们心知肚明——省重点在省城，距离这座城市三百多公里，她不想，也不愿意离开我。
她的母亲为此
跳如雷，差点和她断绝关系。
姜晚一声不吭地承受了所有的辱骂和眼泪，然后在
夜敲开我出租屋的门，扑进我怀里，把脸埋进我的胸
，闷声说了一句：“我哪里也不去。”我搂着她，手摸到她后背一根根明显的脊椎骨，才知道这个看似最沉稳、最坚强的姑娘，把自己
到了什么程度。
之后的
子说快不快，说慢不慢。
我在学校里逐渐站稳了脚跟，带的班级成绩从垫底爬到了中游，又从小学爬到了前列，教导主任见了我终于不再横眉怒目，偶尔还会点个
打个招呼。
姜晚高中毕业之后考进了本地的一所师范学院，她说毕业之后要回来跟我当同事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每天和我待在一起了。
苏棠和苏棣初中毕业之后没有选择上高中，而是双双进
了省歌舞团，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，常年在各地演出，但不管多忙，每个月至少要回来一趟。
她们三个用各种我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方式，把她们收的绝大部分都花在了我身上——姜晚帮我分期付款在城郊买了一套小房子，苏家姐妹出钱装修，钥匙
到我手里的那天，三个
齐声对我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家。”
我终于有了一个家。
不再是那间弥漫着霉味和酒
气的出租屋，而是一个有阳光、有厨房、有阳台、有三双颜色不同的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玄关的、真正的家。
我在那一刻终于相信，她们说的那些关于“嫁给我”的话，并不是孩子气的玩笑。
苏棠和苏棣二十岁那年夏天，姜晚二十四岁，我四十岁。
我们在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六上午，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
由于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，我们没有办任何法律意义上的结婚手续，只是在教堂里举行了一场私仪式，没有亲友，没有宾客，主婚的是教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。
他可能以为我们是某个大家庭的什么特殊礼仪，没有多问，只是按照流程主持了宣誓。
苏棠和苏棣穿着她们自己设计的、样式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同的婚纱——姐姐是香槟色，妹妹是藕
色。
姜晚穿着她最喜欢的一件素白连衣裙，没有纱，没有捧花，只编了一条简单的鱼骨辫搭在胸前。
她从来都不喜欢繁复的东西。
我穿上了我唯一的一身正装，就是十年前去学校报到时买的那套黑色西装，袖磨得有点发白了，但苏棣坚持说这样最好看，因为“这是叔叔最初的样子的纪念”。
换戒指的时候，苏棠的手抖得几乎套不上去，急得眼眶都红了。
我握着她的手，帮她稳住，轻声说：“不急，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。”她听了这句话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在心画好的淡妆上冲出两道细细的沟痕。
苏棣在旁边也红了眼眶，但她不肯哭出来，为了转移注意力，还伸手去揪姐姐的辫子，被姜晚轻轻拍开了手背。
姜晚是最后一个把戒指套上我无名指的。
那枚戒指的内侧刻着她的名字缩写，加上一个期——不是今天的期，而是十年前的元旦前夜。
她把戒指推到指根之后，抬看着我，那双眼睛和十年前一样，始终沉静如水，却又比十年前更多了层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像是经年累月的等待终于抵达了终点，又像是一个新的起点正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。
“陈默。”她叫我的名字，尾音压得很稳，没有任何颤抖。
“嗯。” “十年前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送作业，你连都没抬。”她微微一笑，那笑容淡得几乎看不到弧度，但我知道它确确实实存在过，“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，这个，以后是要和我过一辈子的。”
老牧师咳嗽了一声，推了推老花镜，用他那苍老而庄严的声调宣布我们可以亲吻新娘了。
我低下，依次在苏棠、苏棣和姜晚的嘴唇上印下了三个吻。
三个吻的长短轻重各有不同，但每一个都盛满了十年的重量。
苏棠的嘴唇因为长期练舞而微微有些
燥，带着凡士林润唇膏的甜味；苏棣的嘴唇柔软饱满，接吻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地踮起脚尖，像在舞台上做一个漂亮的延伸动作；姜晚的嘴唇温凉而湿润，我们接吻的时候她抬起手，像十年前那个雪夜一样，把掌心贴在我的脸颊上，轻轻地、反复地摩挲着。
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筛下斑斓的光，尘埃在光柱里舞蹈，一如十年前道具室的那个雪夜。
只是这次，我们不再蜷缩在冰冷的体
垫上抱团取暖，而是光明正大地站在十字架下，对着彼此，对着虚空，对着过去种种不堪回首的、灰暗的、挣扎的、丑恶而又温暖的岁月，许下了一个比法律更沉重、比道德更顽固的承诺。
晚上回到我们的家，姜晚下厨做了一桌菜，有糖醋排骨、清炒虾仁、西红柿蛋汤，全是家常到不能再家常的东西。
苏棠和苏棣把那张他们挑了很久的实木餐桌铺上格子桌布，摆好四副碗筷。
我坐在主位上，看着她们三个围坐在我的周围，像三
小小的太阳，各自散发着温度不同的光芒，把我这块沉浸了太久的寒冰，一点一点地化成了一滩温热的水。
苏棣给我夹了一块排骨，笑嘻嘻地问：“叔叔，娶了三个老婆，是不是感觉特别威风？” 我嚼着嘴里的排骨，
很烂，酸甜适中，是姜晚练了无数次才调试出的完美比例。
我把骨吐进碟子里，看着苏棣，看着她那双永远带着狡黠的、上挑的眼睛，看着她在家里只穿着一件宽大的t恤、发随意地扎成丸子、嘴角还沾着一粒米粒的、松弛而真实的样子，忽然觉得这十年受过的所有苦，全都不算什么了。
“威风不威风不知道，”我开，声音有些沙哑，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哽咽，只是因为一种沉甸甸的、踏实的满足，“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。” 苏棠放下筷子，把手从桌面上伸过来，覆在我的手背上。
她不再有十二岁时那双因为练舞而长满薄茧的小手了，二十岁的苏棠，手指纤细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指腹柔软，是一双真正属于舞蹈家的手。
“幸运的是我们，”她说，语气少了当年的稚气，多了岁月的沉淀，“如果没有叔叔，我们三个大概早就散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缝隙里，各自长成面目全非的大了。”
姜晚没有说任何话，她只是端着饭碗，安静地看着我们，嘴角抿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。
米饭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眉眼，看起来像是隔着一层时光的薄纱。
但我知道，在那层薄纱后面，她那双沉静如古井的眼睛，一定和十年前一样，稳稳地、不容置疑地收纳着我们所有的倒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