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是夫妻，本来就是一伙的。我如是想着。
那我又是什么呢？一个多余的、可笑的局外
。
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只是像个幽灵一样，悄无声息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那一晚，我长大了。
我决定将自己和这个家彻底切割。我不再对任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，不再去奢求什么所谓的温存与偏
。睡不着的我发誓，我要逃离这个让我窒息和充满背叛的家
当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泛起灰白，清晨的第一缕光刺
窗帘缝隙时，那个曾经会抱着苏曼曼的胳膊撒娇、会满心欢喜地幻想着未来的九岁小孩，已经在那个黑夜里彻底死去了。
从那个清晨开始，我变了。
渐渐地，苏曼曼察觉到了不对劲。
有一次她蹲下来想抱我
“小海，最近怎么不跟妈妈亲了？来，让妈妈抱抱。”
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把手背在身后，冷冷地看着她，摇
说
“不要。”
她眼里闪过一点受伤，以为我只是在闹小孩子脾气。
她不知道，只要一看见她的手，我脑子里就会冒出那天晚上她搂着爸爸脖子的画面。一想起来，我就觉得浑身发冷，想呕吐。
有一次我搓自己的衣服把手指搓了皮，妈妈看见了，心疼得不行，伸手要来拿盆里的衣服：“你还这么小，这些活哪用得着你
，快去玩。”
我按着洗衣板没松手，抬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道
“不用。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洗。”
她当时叹了
气，伸手想摸摸我的，我躲开了。
九岁生
过后，没过多久，老家传来消息，一直和蔼的
，一直抱着我说“小海好乖，小海好乖”的去世了。
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疼我的。
那一年，随着的离去，我原本就孤立的世界上又加了一道冰冷的封印。
但奇怪的是，陈建国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
躁或严厉。随着的离去，他的工作也稳定了下来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忙碌的应酬。在家里，他渐渐收敛起了前几年对我的粗与专制。他不再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、或者对我的一些行为
蛋里挑骨，对我的管束从雷厉风行反而变成了某种迟来的、疲惫的松懈。他变得异常忙碌，常常
夜才带着一身疲惫和酒气回家，清晨又急匆匆地出门，和我的
流也随之沉淀为一种无言的冷淡。
而苏曼曼也同样陷在了工作的风中心。那一年，她所教的班级升
了初三，作为重点中学的骨语文老师，每天不仅要面对学校里几十个焦烂额的初三学生，还要应付无休止的教研和评职称。
她和陈建国一样，在这个家里像是两台连轴转的机器，早出晚归，连给我做顿饭的时间都成了奢侈。
那一年，最多的对话便是。
“小海，爸爸有应酬，妈妈要加班，晚饭你自己去外面解决吧。”
“嗯……”
父母的缺席与忙碌，反而让我觉得轻松，让我能有机会把心里筑起的高墙越垒越高。
让我能够在那一年里把所有的软弱、所有的依恋连根拔起，用无休止的沉默和极致的优异，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线。我学会了冷眼旁观，学会了把所有的
绪死死锁在冰冷的躯壳底下。
小小的我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指望从别身上得到绝对的庇护和永恒的安全，是一场最愚蠢的奢望。
因为我早已发过誓，我不再是任何的附属，也不应该是任何的附属。我要自己长出男的骨骼，我要自食其力，我要用尽全部的力气，把这个我讨厌的牢笼远远抛在身后。
我开始学着什么事都自己。
自己洗袜子，自己踩着小板凳热剩饭，自己一个上下学，自己晚上一个上床睡觉。
即使发了烧也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，然后自己翻出退烧药混着冷水往下吞。
后来的几年乃至到高考结束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脑袋里有跟弦始终紧绷着。
逃离，逃得远远的，逃到海外，逃到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，一个生活。
于是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我拼了命地把成绩维持在年级前列，因为只有考得够好，我才能够有能力从家里搬出去。我成了父母眼里沉默寡言的怪小孩，也成了别眼里优秀自立的小孩。
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在我的强烈坚持下，我成了住校生，寒暑假也很少回家，没有和他们流的必要。
在这六年里，我告诉他们我的最低生活需求，多了我也不要，同时默默记下每一笔钱，等我有能力赚钱过后我打算双倍偿还他们。大概估算了了一下，一个全身上下所有器官加起来值60w，60w加上初高中六年的生活费，从小到大的养育费，需要返还他们的金额差不多是100w。
100w民币，这是我给我自己的赎金。
满十七岁那个暑假，我没去上补习班，自己找了个城郊的包装厂做流水线小时工。车间里没有空调，纸箱的硬边把掌心割出一道道血子，汗水流进眼里蛰得生疼。但拿到工钱的那天晚上，我捏着那一沓带着汗味的现金坐在公车站的马路牙子上，心里一回觉得踏实。
那是我赚到的第一笔钱，是我自食其力的第一笔钱。
高考一结束，我立刻办了张新的银行卡，租了现在的房子，妈妈说想庆祝一下我高中毕业，我冷漠地拒绝了，说没必要。
搬走那天，我爸果然打来了电话。
“陈海，你又在闹什么幺蛾子？家里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？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跑到外面租房子打工，传出去不怕笑话？赶紧给我回来！”
我站在属于我的小屋里，窗外是轰隆隆的轻轨声。听着他让我感到恶心的声音，我忽然发现自己心里平静得要命。以前那种恨不得跟他拼命的怒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熄灭了，只剩下了木燃烧后的烟灰。
“我已经满十八了，”我对着手机平静地说，“大学的学费我会申请助学贷款，生活费我自己挣。你们不用管我，也别再往我卡里打钱了。”
电话那明显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是小时候熟悉的训斥：“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白眼狼！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……”
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按了挂断，然后顺手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看着天花板。隔壁租户的电视声隔着薄薄的墙板传过来，嗡嗡作响。
九岁的时候，我缩在被窝里想，我要离开这儿。
十八岁这年，我躺在出租屋的凉席上想，我真的快要逃离了，很快，没有多久了。
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对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胸那块被挖空的那块地方，过了十三年，还是漏着风。
“叮咚——”
便利店门的迎宾铃响了一声，打断了我的走神。
靠窗的那对母子要走了。
把睡熟的小孩竖着抱在怀里，小孩的一只手还紧紧抓着她胸的衣服。路过促销架的时候，偏过，冲我客气地笑了笑：“小哥，麻烦帮我推一下门好吗？腾不出手了。”
我站起身，走过去帮她拉开了玻璃门。
“谢谢啊。”低声道了谢，抱着孩子走进了外面的夜色里。
